揭秘北欧高福利的真相 残酷事实让北欧粉心碎

2017-06-14    来源:凤凰财知道        8条评论
导读: 不止是中国人,一些美国人也对北欧模式心驰神往。2016年美国大选,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·桑德斯(Bernie Sanders)就称赞道:“我们(美国)应该把目光投向丹麦、瑞典和挪威这样的国家,学学他们为劳动人民都做了些什么。”但可惜,人们对北欧国家所有

文/量子投资

不止是中国人,一些美国人也对北欧模式心驰神往。2016年美国大选,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·桑德斯(Bernie Sanders)就称赞道:“我们(美国)应该把目光投向丹麦、瑞典和挪威这样的国家,学学他们为劳动人民都做了些什么。”但可惜,人们对北欧国家所有浪漫美好的幻想,要么错误,要么过时。

在变身为高福利国家之前,北欧各国已经靠自由贸易甩全世界好几条街了

揭秘北欧高福利的真相

毫无疑问,北欧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间积累了数量难以置信的财富。1870年-1970年,北欧各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。

不过,这些财富和“高福利”、“大政府”或者“社会主义”没多大关系。瑞典成就斐然,不是因为瑞典有什么过人之处,而是因为它和其他成功国家一样,有着一套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制度。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安德里亚斯·伯格(Andreas Bergh)梳理大量过往研究发现:18世纪,瑞典引入私有产权,促进了农民土地产量;19世纪中期,瑞典建立私人商业和储蓄银行,农民储蓄和私人投资开始蓬勃发展;当时的财政大臣约翰·格里彭斯泰特(Johan Gripenstedt)奉行自由贸易,瑞典从人口、货物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中获益匪浅;更不用说19世纪中期,瑞典还拥抱了新闻自由、男女平等,废除了贵族享有的特权,为清廉政府铺平了道路。

北欧国家人均寿命之高、婴儿死亡率之低,也常常让很多人痛恨自己“投错了胎”。但在变身为高福利国家之前,北欧各国已经能够甩全世界好几条街了。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尼梅·塞南戴吉(Nima Sanandaji)在《斯堪的纳维亚没有例外》一书中提到:1960年,挪威的人均寿命为经合组织(OECD)成员国中最高,紧随其后的是瑞典(第3)、冰岛(第4)和丹麦(第5)。当时北欧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和美国不相上下(30%左右),也就是说北欧还没来得及建立起高福利制度。但到了2005年,恰恰当这些北欧国家纷纷转型为高福利国家之后,他们与英国、美国之间的人均寿命差距反而被大大缩短了。

羡慕北欧高福利可以,但最好别以为北欧社会要比美国更不用“拼爹”。

中国人羡慕平等的北欧国家,确实情有可原,毕竟双方完全是两个世界。但最好别以为是高福利制度带来了平等。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耶斯佩尔·罗伊内(Jesper Roine)、丹尼尔·沃登斯通(Daniel Waldenstr?m)告诉我们,20世纪头80年瑞典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了巨大改观,但是绝大多数改善,注意是绝大多数,在瑞典还没变成高福利国家之前就已经发生了。

另外一个残酷事实可能更让北欧粉心碎:北欧国家高福利下的平等,不见得能比“水深火热”的美国好多少。我们知道,不管在哪个国家,人们普遍希望穷苦人家的孩子能够有出人头地的机会,经济学家就用“社会流动性”来衡量下一代人的收入多大程度是由父母的收入所决定。

但美国经济学家、诺奖得主詹姆斯·赫克曼(James Heckman)参与的一项研究,就试图帮助大家正确地认识世界。研究发现,比起美国来说,丹麦贫穷人家的孩子不会更有可能得到一份中产阶级的工作。而且,如果一对丹麦父母没有大学毕业,那么他们小孩上大学的机会和相同条件的美国人一样没什么希望。丹麦社会流动性看起来高,那只是因为丹麦把征来的高额税收转移给了穷人,从而“压缩”了代际之间的不平等。如果只考虑工资的作用,不考虑税收和收入转移的作用,丹麦和美国就非常相似。

就如同《大西洋月刊》所说,尽管丹麦对于福利非常慷慨,但机会平等在丹麦不存在,在美国也不存在。即使在童话般的丹麦,父母也很重要。那么北欧其他国家呢?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格雷戈里·克拉克(Gregory Clark)的论文揭示,18世纪的瑞典精英——医生、律师和大学生,他们的后代到现在仍然是精英,和英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。

此外,芬兰100%的亿万富翁,他们的财富都来自于继承,而在美国,这一数字仅为28.9%。这意味着,如果一个芬兰人出生时不是亿万富翁,那他这辈子就可以对此死心了(需要再次强调,这只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比,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和这些国家之间有巨大鸿沟,这里就不自取其辱了)。

北欧早已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高税收、大政府的北欧,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自由贸易者。

或许是北欧五国太不起眼了,当人们还沉浸在对北欧不切实际的迷恋中时,北欧其实已经悄然转变。上文提到瑞典在1970年曾经是世界第4富有国家,但他们非要进行所谓“第三条道路”社会主义试验。瑞典在随后二十几年中一落千丈,在富裕国家排行榜上下滑至第14名,经济增速排在西欧倒数第二。此后瑞典痛定思痛,进行了大量去管制和私有化的改革。

《经济学人》报道,瑞典把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,从1993年的67%降到了2013年的49%;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降到了57%,一大堆财产税、赠与税、遗产税纷纷被废除;瑞典大胆引入教育券制度,让那些不愿意把孩子送入公立学校就读的家长,能够选择私立学校(另一篇研究还证实,这促进公立与私立的竞争,提高了平均大学入学率与受教育年限);在医疗服务和老年人看护领域,私人公司能够介入与政府竞争;瑞典甚至对民航管制进行了私有化。

这些眼花缭乱的漂亮数字和实例都在说明,瑞典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大政府、大规模公共支出的拥趸。我们再看其他北欧国家,如今的丹麦拥有全欧洲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,它同样允许家长花政府的补贴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,如果学费不够自己来补齐。芬兰则利用风险投资家的天使投资人的本领,促进创新和企业家精神。北欧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,甚至比美国还低……难怪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年度榜单上,北欧五国都排在前列。难怪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榜单上,除了冰岛之外,其他北欧四国都在前12名之内。

为什么北欧国家要做出这样的改变?丹麦历史学家贡纳尔·莫根森(Gunnar Mogensen)说:“我们的福利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极好的,我们只有一个小问题,那就是我们负担不起。”上文提到的尼梅·塞南戴吉则在《外交事务》上撰文,“就像其他国家,北欧国家在经历自由市场改革时繁荣,在税收和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增加时止步。” 显然北欧国家总算明白,他们也无法逃脱基本经济规则的掌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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